1983年5月，清晨六点，比佛利山还罩着薄雾，门铃却突然响起。佣人开门，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王铁汉—拄着拐杖站在门口，他提着一只旧皮箱，气息略显急促。屋主于凤至放下报纸迎出来，两人隔着玄关对望了几秒，王铁汉先开口：“夫人，是我，老王。”声音沙哑，却带着久别重逢的温度。
客厅里，王铁汉慢慢打开皮箱，卷轴一层层展开，墨色荷叶便跃上茶几。于凤至伸手抚着暗黄的宣纸，眼角不自觉地湿润。张大千《墨荷图》的款识清晰，旁边是几枚篆印——张学良、于凤至以及三位儿子的名字。四十五年没见这幅画，如今却在异国他乡重现，她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铁汉轻咳了一声：“少帅托我带来。他常念叨这画，说‘对凤至，总欠一句谢谢’。”话音刚落，屋里陷入短暂沉默。于凤至缓缓卷起画轴，动作格外仔细，仿佛怕惊扰了纸上的荷香。她没让情绪停留太久，旋即吩咐佣人将画存入恒温柜，神情恢复往日的镇定。
光影在墙面游走，空气带着旧时岁月的味道。王铁汉坐在长沙发上，环顾这栋白色英式别墅：挑高的穹顶，巨幅落地窗外是一片湛蓝太平洋。这处房子曾是影星英格丽·褒曼的旧宅，三年前于凤至买下时已八十一岁。她当着中介的面划着支票，没有讨价还价。周围富豪对这股“东方老太太”的魄力颇为惊叹，却其实不知，她买的不止是房子，更像给自己一份安稳。
时间拨回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不久，张学良被蒋介石“就地陪同”，随后辗转被软禁。那时的他才三十五岁，颇有意气；而于凤至，携四个年幼的孩子留在热河老家，日夜思量如何营救。两人青梅竹马，1922年在天津成婚，婚礼排场之盛震动整个津门。可命运之手翻云覆雨，他们谁也想不到，这一分离便是半生。
移居美国后，于凤至先在旧金山住了几年。1955年，华尔街狂热席卷，她受朋友劝说试着买入蓝筹股，没几个月就赚了第一笔“快钱”。可股市潮汐反复，她也吃过亏。一次午餐，宋子文敲了敲桌子，说：“股票像江湖，火爆却易伤身，美国真正的大机会在土地。”这句话触动了她。于是60年代末，她把大部分资金抽出股市，开始在洛杉矶四处看地块。
有人劝她：“老太太，这行水深。”她笑笑：“我不是想当首富，只是怕自己闲得生锈。”正是这份“不认老”的劲头，让她抓住好莱坞向外扩张的节点。1970年迪士尼宣布扩建项目，附近一块并不起眼的农舍地被她低价收入囊中；仅三年，旅游集团以高价回购，她获利颇丰。那种一掷干金的洒脱来源于早年见识，也来源于她心中始终悬着一个人——张学良。她想，如果他哪天能跨出台湾，不至于两袖清风。
1964年，台湾当局推进一夫一妻制，张学良与赵一荻补办婚书，于凤至只能在纽约律师行签字离婚。文件邮寄到她手上那天，她沉默良久，把文件放进抽屉，再没谈及。外界好奇她怨不怨，她只淡淡一句：“他若安好，比什么都好。”旁人听来洒脱，实则是知书识礼的最后体面。
回到1983年，王铁汉喝了口茶，犹豫片刻，说：“少帅如今只剩两个愿望：回奉天祭父母，去美国看友人。”于凤至闻言只是点头，然后从书房拿出两串钥匙，贴着标签：Beverly 111 与 Beverly 115。“这是给他和四小姐的房子。”她叮嘱王铁汉，语速不快，“到时候把地址交给他们，不用来谢。若他来不了，也算我心里踏实。”
王铁汉离开洛杉矶后，消息带回台湾。张学良接过钥匙，半晌无言。赵一荻轻声劝他注意身体，他回了一句：“我欠她的，怕是还不上了。”这句话传到洛杉矶时，于凤至已行动不便。1987年秋，她在浴室滑倒，脊椎受损，下肢瘫痪。医生建议转到纽波特疗养院，她摇头：“我就住山上，哪也不去。”从那以后，她在轮椅上整理旧信、账册，偶尔停笔，长久地望向窗外夜色。
1990年3月20日凌晨，病房记录显示心跳在三点十二分停止。消息越洋传到台北，张学良呆坐木椅，扶手被握得吱呀作响。半年后他获准出境，当他走进比佛利山那幢被苍松环抱的别墅时，屋子空空，壁炉冷却，桌上的水晶杯斟着干花。张学良在客厅踱了两圈，手指抚过窗框上浅浅的“EFZ”字样，转身便走。外面加州阳光刺眼，他戴上墨镜，没人看清表情。
十年过去，赵一荻病逝；2001年10月，九十一岁的张学良在檀香山医院心脏停止跳动。至此，三个名字在不同地点落幕。洛杉矶县地契处仍保存着两份过户文件，上面留着于凤至当年遒劲的签字，她的意愿写得干脆：留作私人寓所，不得出售，供汉卿及家人暂居。档案人员偶尔翻到这页，都会讶异这位东方女性的魄力与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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