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25日凌晨，上海淮海中路的冷风刮得猛烈。警卫报告厨房出了事——李燕娥被菜刀砍伤。宋庆龄当时人在北京，她依例每周都要收到李燕娥的一封便条，可那周信件迟迟未来，正是这股不安让她连夜催车南下。后来有人回忆，那趟京沪特快的车厢里，宋庆龄整整坐了十五个小时，几乎没合眼。
抵沪后，她看到李燕娥头上的绷带，第一句话竟是：“疼不疼？别逞强。”李燕娥低声回答：“夫人，我没事，菜还在锅里呢。”一句俏皮话，听得在场的人鼻子发酸。自1927年相识，两人已并肩度过三十四个春秋，这对“主人与保姆”的组合，早就被时间磨成难以分割的亲情。
把镜头往前推。1927年8月的一个深夜，宋庆龄脱下西式套裙，换上灰布长衫，她要离开风声鹤唳的上海。彼时“四一二”风暴刚过，蒋介石的通缉还贴在马路口。为了掩护身份，她与十七岁的李燕娥并排走在码头，装作姐妹。月色里，李燕娥紧紧拽住宋庆龄袖口，生怕一失手就把人弄丢。那一夜，两人乘船北上大连，再转海参崴，终于抵达莫斯科。后来有人问李燕娥怕不怕，她憨声憨气：“怕啊，可更怕夫人出事。”
在苏联的三年，宋庆龄常因为国内局势焦心，高烧时胡话连篇，一会儿喊“国民党”，一会儿急叫“逸仙”。李燕娥不会俄语，没法与医生交流，只能守在床头给宋庆龄擦汗。莫斯科寒冬刺骨，取暖的煤球要配给，她却每天拎着小桶跑两公里去排队。有人劝她找车，她摇手：“钱得省，夫人寄给国内学生的还等着呢。”
1929年春，孙中山奉安大典的风声传到莫斯科。蒋介石放话“宋夫人将返国参加典礼”，意在做文章。宋庆龄拍案拒绝：“我不做陪衬。”可孙先生灵柩落葬，她又怎能不去？于是同年五月，她回到北平金刚座宝塔，伏棺痛哭。李燕娥扶着她，听见她一遍遍念：“先生，革命未成。”多年后提及那场哭声，守灵的僧人说：“凄切得像暮鼓晨钟。”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住进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宵禁夜里，窗外常有暗影闪动。李燕娥擦玻璃见过，对方装作晃悠路人，可鞋底踩踏声换了两次节奏——戴笠的线人惯用的小动作。她不识字，也不懂暗号，只能提高警觉：菜场挑菜要快，出门尽量绕路，傍晚给门口多放一双旧鞋，制造“屋里有人”的假象。宋庆龄知情后感慨：“小李比特务还细心。”
1933年秋，流氓丈夫阿桂找上门，拿着旧婚契勒索。李燕娥硬是把菜篮砸在他脸上，转身逃进宅子。宋庆龄听完原委，只说一句：“人命大于纸。”当晚，她托秘书黎沛华付了五十银元，换回那张婚契，连夜烧毁。火光跳动，李燕娥哽咽：“太太，我给您卖命！”宋庆龄拍她背：“别卖命，陪我长命。”
岁月很长，又很短。1949年后，上海解放，新政府给宋庆龄配了新居与警卫，但李燕娥依旧寸步不离。她把晨练时间挪到五点前，理由是“怕耽误太太起床”。一次警卫悄悄统计：她一年里仅请过两天假，一天是舅舅病故，一天是自己发高烧。
1979年盛夏，天空像一口闷热的大锅。李燕娥持续低烧，医生查出子宫颈癌。当着全体医护，她还在念叨：“别告诉夫人，让她分神。”宋庆龄得知后，把她接到北京医疗小组。“要最好的方案。”这是命令，也是央求。化疗的痛苦让李燕娥几次想放弃，她握着宋庆龄的手：“我不怕死，就怕耽误您。”宋庆龄一句“别留下我一个人”把她拉回病房。
1980年冬，病情恶化已无回转。李燕娥坚持出院，说想回上海老宅。飞机落地那天，寒潮袭城，风硬得像刀子。她在暖炉前对秘书嘱托：“将来夫人走了，请把我们埋在先生太太身边，左右都行，反正我不走远。”秘书点头，眼眶发红。
时间终究没给宋庆龄太多缓冲。1981年春末，她的肝脏出现严重问题。床前，好友张颖超探视，她咬着牙说：“记得我的话，我死后要在父母身畔，李姐在那儿等我。”为了保险，她还亲手在白纸上画了墓位图，两座小碑左右对称，刻字高度也要一致，“免得外人分不清谁高谁低”。
5月29日清晨，上海西郊万国公墓薄雾微涌。礼兵放下两口骨灰坛，左为李燕娥，右为宋庆龄。碑文简洁，只写生卒年月与姓名，没有职衔，没有荣誉。出殡的人群中，几位老秘书悄声谈起当年29号宅子的黄昏茶点，谈起每日晚饭后两位老人并肩散步的背影。说到动情处，其中一位忍不住哽咽：“别人做一辈子姐妹都未必如此。”
精心谋划的暗杀与流言没能拆散这对主仆，疾病和贫困也没有。最后的归宿，是两块并排的青石墓碑。仿佛一声轻叹，定格了五十四年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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