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下旬，一个阴冷的午后，黄河冰面上还残留着碎裂的浮冰，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正踩着湿滑的滩地向北折回。对旁观者来说，这支部队刚在鲁南、鲁西南转战，理应意气风发，可真正走进队伍，却能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躁动。
中央军委电令先一步送到濮阳：部队必须就地整训，执行“两忆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陈毅此刻人在前线，但身份已变——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担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新的任职意味着新的要求，濮阳整训也就被赋予了多重使命：稳定军心、廓清作风、为下一步渡江做准备。
华东的将领们对整训并不陌生，却没人料到这一次持续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3月17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临时又改为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张震在会上直言不讳：“骄傲自满、享乐思想在某些单位已成痼疾，再不管，迟早要翻车。”会场气氛一时压抑，连茶水都凉得透骨。
整训之初，矛盾集中在三处：军纪松弛、官兵关系紧张、后勤冗杂。叶飞的一纵素来以“天下第一师”自诩，部队老兵底气足，“开仓拿药”被他们视作理所当然。华丰事件就是典型：营长王胜擅自搬运日军仓库物资，无视纵队政治部三番劝阻，直到叶飞亲自拎着手枪赶到，才将王胜绑起。此事在濮阳被翻出，叶飞当众检讨，脸涨得通红。
四纵也不好管。陶勇直脾气，一句“咱们是七战七捷的队伍”常挂嘴边。鲁南会战后，四纵为了赶路，把征集的牲口折腾得瘦骨嶙峋，村民含着泪骂“抓牛子掏枣子”的“兵匪”。陶勇在濮阳会议上连说三次“惭愧”，才算让火气大的地方干部消了半分。
最让上级担忧的，却是看不见的后勤包袱。伤愈归队难的积弊越滚越大，滞留后方人员数字从五万蹿到七万。穿草鞋的小通讯员在院子里念着统计表，数字绕口得厉害，杨立三皱眉：“若不压缩，这仗打不动。”话音不高，却压得会场静若寒蝉。
5月12日，朱德从河北平山赶到濮阳孙王庄。消息传开，连卫生队的小护士都跑来想看一眼总司令。傍晚的欢迎会上，没有想象中的仪仗，也没有昂首的警卫，只见朱老总背着手，脚底蹬着打了补丁的布鞋，大步跨上台阶。他扫视人群，语气平缓：“同志们，打了不少胜仗，可问题也不少。”一句话把众人说得面红耳赤。
次日清晨，他没在司令部喝热茶，而是拐进一纵的操场。班长正教新兵上刺杀术，朱老总把钢枪夺过来，“咔嚓”一上膛，枪口微抬，“啪”的一声，两只麻雀落地。围观的小兵瞬间安静，随后爆发出掌声。有人窃窃私语：“老总枪法比咱们还硬。”朱德却摇头：“枪法硬不够，纪律软要命。”说罢，把枪塞回班长手里转身离去。
朱德视察两天，连夜写成报告送往中央，着重提到三点：一是后方臃肿，二是弹药浪费，三是干部作风。周恩来批示：后勤部立即派人协助，精简编制，归口管理。杨立三带着骨干南下，打开账册才发现日消耗量高得吓人，某些单位一天步枪子弹竟达基数的三倍。有人解释“打硬仗没办法”，杨立三直截了当：“不能把后方当无底洞！”
此外，朱德还强调“钓大鱼”式打法，不必处处拼刺刀。粟裕点头称是，可豫东战役前夕，一份新的弹药需求单又拿到兵团司令部，基数仍然偏高。陈毅看完，沉默半晌，把纸推回参谋：“降两成。”参谋迟疑，陈毅抬眼：“中央盯着呢。”话说得轻，却没人敢再讨价还价。
濮阳的雨季来了又走。整训尾声，每个纵队都得交一份“对照检查”，一纵用了六页纸，四纵足足写了九页。文件多，却不如实际动作来得痛快：滞留后方的轻伤员由卫生部门批次送回，重伤残疾者编入地方荣军处；家属随军人员按照规定迁走或就地安置；后勤车队砍掉冗余，连老旧马车都集中拍卖给地方政府。数字开始下降，兵站仓库的进出账目也第一次做到了日清。
5月末，一场夜行军检验整训成果。月色淡薄，队伍走得利索，没再有人偷偷拐进村庄找炊烟。路旁槐树下，一名参谋低声嘀咕：“以前队尾总要拉一截，现在一口气跟得上。”谁也没再嬉皮笑脸地抢“第一师”或“七战七捷”的称号，反倒轮番提醒身边战友把水壶系紧。
6月初，陈毅向中央发电，报告整训结论：官兵纪律显著加强，后勤人员减至三万二千，弹药基数调整到统一标准。电文末尾，他加了一句极短的自省：“今后功劳归集体，责任先领导。”
华野随后投入豫东战役。濮阳留下的旧砖房渐渐空荡，墙面上依稀能见到那场整训时贴的标语：“纪律是钢，打铁靠它。”风吹日晒，红纸褪色，可字迹依旧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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