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福州一家看起来挺普通的宾馆里，有个快七十岁的老头走了。
不是病死的，是自杀。
这事儿不仅警察觉得奇怪，连家里人都想不通。
就在十几年前，他干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帮他那个被枪毙几十年的老爹翻案了。
这官司本来是绝对赢不了的死局，硬是被他给扳回来了。
按理说，心愿了了，该吃吃该喝喝，享受晚年才对。
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大概是那口气泄了，撑着他活了大半辈子的恨意没了，剩下的只有无边的空虚。
因为他爹不是一般人，是1955年因为“谋杀李兆麟将军”被处决的前哈尔滨市长——杨绰庵。
说起这案子，老哈尔滨人都能聊上两句。
李兆麟将军那是抗联的英雄，在东北跟日本人死磕了十四年都没事，结果抗战胜利了，在哈尔滨被人捅了七刀，死得那叫一个惨。
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人：市长杨绰庵。
为啥？
因为约李将军出来吃饭的是他，地点是他定的，而在中间传话接头的，就是他的贴身女秘书。
这不明摆着吗？
这就是一场鸿门宴。
那时候群情激愤，大家都觉得杨绰庵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国民党反动派。
但这事儿吧，越往深了挖，越觉得不对劲。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看看。
杨绰庵这人，其实挺“另类”。
他是福建人，留洋回来的博士，属于那种典型的技术官僚。
在那个年头，当官的都在忙着捞钱、站队，他倒好，在哈尔滨市政府门口挂个牌子，写着“市长不是官，是公仆”。
这要是放在现在，你可能觉得他在作秀。
但在1946年那个兵荒马乱的哈尔滨，敢不带保镖就往人堆里钻的国民党市长，也就他这独一份。
最离谱的是，他和李兆麟的关系。
按阵营算，你是国民党市长，我是共产党代表，咱俩应该是死对头。
可实际上呢？
这俩人居然能聊到一块去。
那时候哈尔滨谁说了算？
不是国共，是苏联红军。
苏军那时候挺傲慢，李兆麟受了不少夹板气，杨绰庵也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主，两人一来二去，竟然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知己”。
有一次，李兆麟直接跟杨绰庵掏心窝子，说要是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样，国家还有救，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两个注定要你死我活的阵营里，居然站着两个惺惺相惜的男人，这画面在那个乱世简直不敢想。
既然关系这么铁，杨绰庵疯了要去杀李兆麟？
杀人的不是他，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
这帮特务那是真的狠，也是真的阴。
他们看杨绰庵不顺眼，觉得这市长太“软”，居然跟共产党眉来眼去。
于是，特务头子滨江组组长余秀豪想了个毒计：策反杨绰庵的混血女秘书孙格龄。
1946年3月9日那天，孙格龄打着市长的旗号约李兆麟。
李兆麟对这个混血姑娘没防备，因为当年救过他的恩人就是个白俄老太太，他天然觉得亲切。
结果进了水道街9号，大衣一脱，毒茶一喝，藏在暗处的特务一拥而上。
李将军牺牲了，特务们拍拍屁股跑了，把一口又黑又沉的大锅，稳稳地扣在了毫不知情的杨绰庵头上。
这一招太损了，一石二鸟：既干掉了共产党的将领，又除掉了国民党内部不听话的异己。
杨绰庵那是真的冤。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本来有机会跑台湾。
那时候蒋介石虽然讨厌他——因为他在福建搞“闽人治闽”得罪了蒋经国——但还是想用他的才干，让他管粮食财政。
换个人早就拿船票跑路了，可杨绰庵这书呆子脾气上来了。
他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杀人，我没贪污，我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怎么了？
他太天真了。
在那个大时代的绞肉机面前，个人的清白有时候比一张废纸还轻。
留在上海后，他也没闲着，当顾问、当经理，甚至还想加入民革。
直到1950年，警察敲开了他在上海的家门。
因为李兆麟案实在太大，必须给历史一个交代。
真正的凶手跑去台湾了，抓不到，那就只能抓你这个级别最高的“涉案人员”。
1955年2月18日，一声枪响，杨绰庵倒在了刑场上。
直到死，他可能都没想明白，自己这辈子到底错哪了。
他这一死，家里天塌了。
他在美国拼命打工，攒了钱就往国内跑，到处找材料、找证人。
这过程有多难？
这就好比你要证明一个几十年前的死刑犯是好人，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支持的情况下。
转机出现在80年代。
他在福建找到了一个当年的军统老特务。
那人老了，也没啥顾忌了，吐露了一个关键信息：那个消失的女秘书孙格龄，才是军统的人，杨绰庵根本就是个被架空的傀儡。
这就对上了！
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下了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杨绰庵无罪。
这份判决书迟到了整整27年。
它证明了李兆麟案是一场特务精心策划的谋杀，而杨绰庵，不过是被借用的一把“刀鞘”。
也许吧。
但更多的可能是空虚。
父亲的命没了，家族的命运被改写了，自己这大半辈子都在仇恨和奔波中度过。
现在赢了，那股支撑他活着的劲儿，也散了。
1994年在福州那个宾馆房间里，面对着窗外故乡的景色，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太累了，想去下面陪陪那个冤死的老爹。
这一家两代人，父亲死于天真，儿子死于清醒，都是被那个时代硬生生折断的脊梁。
参考资料：
王庆普，《李兆麟将军遇刺之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杨绰庵案件的再审判决书》，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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