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九月初的北京刚送走闷热，西郊一处幽静的会议中心里，一场老红军茶叙正在筹备。八点刚过，杨得志扶着警卫员的手走下汽车，他左手腕上那块苏区时期的老怀表停在八点零五分——电池早已没电，可他舍不得换。医嘱写得清楚：心脏要静养。可他偏说，“人到晚年，见一次少一次，能去就去。”身边亲人一再劝，还是拗不过。
签到桌上，有份薄薄的名单。杨得志翻到第三页，看见“李聚奎”三个字，指尖微微一顿。旁人只见他把军帽往下压了压，低声丢下一句：“我到门口等一会儿。”便执意转身，拄杖立在廊下。会务人员惊慌上前劝回，他摆手，“老师长还没到，我先别进去。”
风吹过廊檐，带来桂花香，也带来他对往昔的记忆——那一切得从一九三三年说起。
赣南藤田镇，闷热的初夏，红一军团改编为红一师、红二师。二十六岁的杨得志在原红七师已做了二十团团长，却因为缩编成了红一团二营营长。有人失落，他却拍着膝盖笑：“兵多兵少都是打仗。”新任师长李聚奎找他谈话，“第一团三个营，枪多弹足，是尖刀里的尖刀。”一句话，把年轻指挥员的血性点透。
半年后便是三岬嶂。二月九日夜，中央苏区的天又冷又湿，李聚奎交任务时只说两个关键词：“抢占、顶住。”杨得志带着不到八百人的红一团，硬扛住国民党三个师的猛攻，直到军团命令撤下。后来的奖章，李聚奎拿了二等红星，杨得志拿了三等，可两人在帐篷里碰杯时哈哈大笑，“奖章有啥，阵地保住才算数。”这阵笑声一直跟随他们上了长征路。
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是另一幕。李聚奎点将：“杨得志，十几条汉子，撑筏过河。”一七人先遣分队夜色里窜过去，把对岸机枪点撕开裂口。毛泽东抵达后拍着杨得志肩膀：“团长立大功。”周恩来后来给中央作战总结时加了一句：“红一团，天下第一团。”杨得志却回身望向师长，“兵还是你的兵。”
抗战爆发，番号再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被普遍视作红一团血脉。黄土岭一战炸掉“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五壮士跳崖吼声震天，老红军们常说：“那股敢斗的劲儿，还是当年一师一团的骨头。”李聚奎兼区党委副书记，杨得志几次奉命去边区学习，每见面都要敬一个军礼。年长七岁的李聚奎总拍着他后背，“小杨，抢着干，咱就是那股闯劲。”简短一句，跟在枪声里喊出来的冲锋号一样熟悉。
新中国成立后，军衔评定，二人同日成了上将。一个主政后勤部，一个转战华北、两广，最后坐镇总参。行政级别已高低有别，私下却依旧师长、团长相称。人说岁月能冲淡一切，可它并没有动摇这层战火里练出的兄弟情。李聚奎的生日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杨得志记得牢。八六年那天，他特地带着几瓶老恒昌酒登门祝寿。满屋子参贺的晚辈将军正热闹，杨得志端杯而立，开口仍是那句：“老首长，过生日，祝您健康。”
再把镜头拉回一九九一年。聚会厅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有的推着轮椅，有的拄着双拐。隔着玻璃门，大家看见杨得志静静站着，风吹动了肩章上的松枝花纹。忽而室外一阵轻咳，李聚奎在警卫搀扶下出现。杨得志大步迎过去，两只有些颤抖的手紧紧握到一起。李聚奎笑，“你这老伙计还是这么冲。”杨得志回，“接师长，理所当然。”
那天聚会持续到黄昏，许多昔日编号早已尘封的部队被一遍遍提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红一军、红一师、晋察冀一分区……数字变了，精神没变。结束时，李聚奎倚着门框喘息片刻，说要送杨得志上车。杨得志摆手，“今天可得听医生的。”两人相视，一笑。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杨得志病逝北京，享年八十三岁。噩耗传来，李聚奎在病榻前久久无言。次年六月二十五日，他也走了，终年九十一岁。
很多年后，研究军史的人整理档案，发现一张旧照片：藤田镇河滩，李聚奎手握望远镜，杨得志站旁侧身听令。两人神情专注，背景是漫天细雨。照片背面有几行钢笔字：“战火纷飞，师徒同心。”今天再看，这注脚无需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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