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的盛夏,山东茌平徒骇河畔,一场漫长的追逐战终于撞上了终点线。

西捻军的主帅张宗禹瞥了一眼身边稀稀拉拉的十几号骑兵,又抬头望向前方那道铁桶般严密的封锁线,脑海里或许会闪过半年前那个刺骨的寒冬。

那会儿,他曾统领数万铁骑,踩着坚冰跨过黄河,刀锋直逼北京城,把紫禁城里的太后和皇上吓得寝食难安。

那是西捻军最后的荣光,也是夕阳落下前最后那一抹刺眼的余晖。

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差一点就赢了”的悲情剧本。

若是把时针往回拨一年,借着湘军统帅左宗棠的眼睛去重新打量这盘棋,你会惊觉,张宗禹的结局,早就被左宗棠那笔名叫“先秦后陇”的账算得死死的。

这场仗,面子上看是比谁的刀快马壮,骨子里比的却是谁更懂人心。

故事还得从同治六年(1867年)那个乱糟糟的年份扯起。

那阵子的陕西,局势简直是一团乱麻。

左宗棠接了圣旨入陕督战,刚一落脚,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个让人头大的死局:

左边,是让朝廷头疼多年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右边,是刚在灞桥大捷中出尽风头、战力爆棚的西捻军。

最要命的是,这两拨人马开始穿一条裤子了。

《富平县志》里记得明白,这年五月,捻军主动喊上回民军去打富平县城,俩家甚至到了“步调一致”的份上。

当时的陕西巡抚乔松年给上面写的报告更邪乎:“回逆好几千人…

已经并到捻军里头去了”。

虽说老乔的情报有点水分,“并入”这词儿用得重了点,但这俩抱团取暖是板上钉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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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左宗棠手里攥着三个按钮:

路子一:先收拾回军。

这是地头蛇,根扎得深,不先拔了,后院起火。

路子二:两手抓。

兵分两路,两边开花。

路子三:死盯着捻军揍,回军先放一边。

换个一般的将领,多半选路子一。

毕竟回军就在眼皮底下占着地盘,威胁最实在。

要不就选路子二,显得自己能耐。

可左宗棠偏偏按下了路子三。

为啥?

他在给老友杨昌濬的信里,把这笔账算得透亮:

“捻军这帮人比回军鬼得多,拉人头也容易…

真要让他们从中原腹地扩散到四肢百骸,这天下就没一块好地了。”

大白话就是:捻军是到处乱窜的剧毒,一旦做大,那是心腹大患;回军虽说也凶,但毕竟是土生土长的,跑不出那一亩三分地,顶多算个皮外伤。

更深一层的算计是,左宗棠一眼看穿了捻军和回军这个“搭伙”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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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是什么歃血为盟的铁杆兄弟,分明就是为了利益临时凑的一桌麻将。

两边地域不同,习俗各异,之所以凑一块,纯粹是被官军逼急了。

左宗棠心里明镜似的:要是两头一起打,反倒逼着这俩死死抱紧,劲儿往一处使;可要是集中所有拳头只砸那个最硬的捻军,压力一旦不平衡,这个脆得像纸一样的联盟立马就得散架。

这就叫“先捻后回,先秦后陇”。

结果呢,这算盘打得丝毫不差。

那年六月,左宗棠亲自带着北路楚军杀进陕西,配合刘典的中路军和高连升的南路军,凑了一万七千个精兵强将,对着西捻军就是一顿死缠烂打。

在这种窒息般的攻势下,原本还跟回军“联手”的西捻军根本站不住脚。

啥盟友交情,在保命面前连个屁都不是。

西捻军被揍得只能往北跑,原本那条联合阵线瞬间就裂开了口子。

晃晃悠悠到了十月,西捻军已经被赶到了陕北。

这就得说说左宗棠下的第二步棋:地理围困。

西捻军虽说拿下了绥德、延川、榆林这些地方,但这正中左宗棠下怀。

陕北那是啥地界?

黄土高坡,沟沟坎坎,自古就是个鸟不拉屎的苦寒地。

对于一支带着六万张嘴的大军来说,要在这种地方熬过冬天,简直就是活受罪。

这会儿的张宗禹,算是被逼到了墙角。

往东瞅,黄河挡道;往北看,是大漠荒草;往西去,那是别人的地盘(陕甘回军的地界);赖在原地不动,那就是等着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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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这时候,又有噩耗传来:山东那边的东捻军快撑不住了。

在这种绝境下,张宗禹拍板了他这辈子最后一个惊天豪赌:硬闯黄河,杀进山西,直捣京城。

这招看着像疯了,其实是被逼得没招了,这是唯一的生路。

左宗棠那是老狐狸,早就防着这一手。

他特意安排了湘军猛将陈湜守黄河,又派刘松山、郭宝昌去堵口子。

按理说,这张大网已经织得密不透风。

可老天爷总爱开玩笑。

负责断后的清军李祥和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被陕回军给吃了。

原本负责堵捻军的刘松山不得不掉头去救火。

就在防线露出一丝缝隙的当口,连老天爷似乎都想帮张宗禹一把——黄河结冰了。

十一月下旬,张宗禹抓住这千载难逢的空档,领着大军踩着冰面就过去了。

六万铁骑冲出了陕北这个大笼子,穿山西,过河南,最后猛地往北一折,像把尖刀直插北京所在的直隶地区。

这一记“回马枪”,确实把清廷吓得够呛。

西捻军神兵天降般到了北京边上的房山,京城里乱作一团。

朝廷急得连直隶总督崇厚的洋枪队都调来护驾。

连左宗棠也被迫暂时扔下陕西的烂摊子,带着主力回防。

乍一看,张宗禹好像靠着这一手漂亮的大穿插,跳出了包围圈,把主动权抢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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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把镜头拉远点,站在战略的高度瞅瞅,这不过是从一个小笼子跳进了一个更大的捕兽夹。

当西捻军一头扎进直隶、山东这一带时,他们面对的是清军经营多年的“河防战略”。

那是曾国藩最早提出来、李鸿章死命执行的一条绞索。

这片地界,西边运河,北边减河,南边黄河,东边是大海。

张宗禹的骑兵跑得是快,可掉进这水网密布、重兵把守的死胡同里,两条腿跑得再快也没用。

接下来的半年,就是一场困兽之斗。

清廷堆了十多万大军,跟铁桶似的层层往里压。

西捻军左冲右突,却处处碰壁。

熬到同治七年六月,这支曾经在中原大地上横着走的劲旅,终于在山东被彻底绞杀干净。

张宗禹最后的下落成了一个谜。

有人说他跳河自尽了,也有人说他隐姓埋名在沧州当了个郎中。

不管他个人结局咋样,西捻军的覆灭,早在左宗棠定下“先捻后回”那个计策的瞬间,就已经注定了。

回头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打仗这事儿,不仅仅是战场上见红。

左宗棠的高明,不在于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看透了对手那个散装联盟的弱点,利用了陕北那个死地的地理优势,最后把这股最危险的“流毒”,逼进了一个插翅难逃的战略口袋。

把复杂的战局拆解成简单的“利益账本”和“地理账本”,这就是顶级统帅的脑回路。

信息来源:

《清史稿·左宗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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