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在世人的印象里苏轼永远是从容豁达、乐观通透的，仿佛旷达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世间所有苦难都无法困住他的心境，一切风雨都吹不散他的坦荡。
可我认为从来没有人生来就宠辱不惊，天生就能对命运的捶打报以从容，任何人性格里的从容、心境的旷达，都是后天因种种经历淬炼后的沉淀，是历经沧桑后的觉醒。
苏轼也是如此，若是没有被贬黄州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人生低谷，他或许一直都是那个朝堂上追逐功名、心怀仕途的文人苏子瞻，而不是后世无数人的精神偶像苏东坡。
北宋元丰二年，朝中变法如火如荼的展开，这本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可架不住有些人掺杂着个人恩怨，逐渐演变成党同伐异的手段。
这年七月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照惯例向神宗皇帝进《湖州谢上表》，却被朝中有心人抓住了小辫子，御史台首先发难，认为苏轼对新法不满，对官家不满，特意上表来讥讽朝政。
这一下像是捅了马蜂窝，变法派官员纷纷在苏轼书信、诗文中抠字眼，逐渐掌握了苏轼蔑视新法的犯罪证据，苏轼因此被下狱，一度有性命之虞。
陷害和营救同时进行，经过一百多天的权力角逐苏轼才免于一死，最终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是一个无俸禄、无品级形同流放犯人。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万家喜庆之时，苏轼携长子苏迈离开京师凄凉就道；初到黄州的苏轼从来没有世人想象中的乐观洒脱，相反他的内心是极致的困顿迷茫。
文字获罪、不少好友的落井下石，让他内心十分的惊惧，加上一言一行皆被监视，举手投足皆受掣肘，他不敢多写多说多与人交流，陷入了孤寂和自我封闭之中。
”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这就是当时他的状态，字里行间藏着多少自嘲与酸楚。
心情不好，日常生活也好不到哪去。无官俸加持，一家老小衣食无着，温饱都成了难题。昔日名满京城的才子，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和樵渔农夫学习。
有友人求来城东一块废弃的荒地，苏轼带领全家躬耕其中，“东坡居士”这个名号就是因此而来。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人间艰难活着的日子，他慢慢放下怨怼，接纳人生失意，与命运和解、只是想好好活着。
那个立志治国安邦、半生追逐功名，在朝堂上纵横议论的苏子瞻一点一点死去，苏东坡渐渐重生。
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前往沙湖勘察田地，打算寻一处安稳居所彻底扎根黄州。
行路途中风雨骤至，随行众人皆狼狈逃窜、仓促避雨，唯有苏轼缓步前行，从容自若。
雨过天晴心绪澄澈的他落笔成词，既是记述眼前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也是写历经世事内心的大彻大悟，成为了他笔下旷达代表作之一。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整首《定风波》任何一句单拎出来都能成为千古名句，每个人从中读到了不同的人生智慧和生活道理。
有人读到了“莫听”，生活是自己，和别人无关，他们说三道四又能如何，我主动屏蔽外界喧嚣与恶意，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本心，过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有人读到了任平生，不再抗拒命运的安排，以一种从容的姿态与之共处，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有人学到了人生没有永远的寒冷，也没有永远的温暖，低谷与曙光、失意与顺遂，往往是交替而来，因为这是生命的常态，因此懂得了胜不骄，败不馁。
有人明白了当不再以“晴”为喜、以“雨”为悲，不畏惧风雨低谷，不贪恋晴空顺遂，那便从命运的起伏中超脱出来了，拥有了内心无扰、万事从容的自由境界。
还有人从中懂得了，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淋雨之后仍能缓步前行……
一首《定风波》流传千年，也抚慰后世千百年，如今依然常读常新，这就是苏东坡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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