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正题之前先转一段来自沪上某位德高望重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朋友圈内容。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加之系随手所写，个别语句不太通顺，还望诸位见谅。
确实，自从“南博事件”被媒体曝出之后，各路吃瓜群众也不管自己到底懂不懂文物，一窝蜂都跑去博物馆“打假”，导致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也搞得各家馆方不胜其扰。
诸如有人就揪着江西省博物馆声明中“该展品为原件”的字样肆意发挥，宣称“原件”≠“真迹”，意指江西方面无法确保米芾《行书三札》卷没有在北京故宫被人调包。可了解书画鉴定的都知道，这里的“原件”对应的是网络上所谓“印刷品”的说法，在业务实践中，“印刷品”≠“赝品”，而更接近于“复制品”的概念。故而江西省博物馆用“原件”二字是对舆情的正确回应，用“真迹”才是混淆概念。而且众所周知，米芾《行书三札》卷是流传有序，无可辩驳的真迹。
基于绝大多数网友对于书画鉴定几乎是一窍不通，但又热衷于吃瓜，想籍此作一点常识普及工作，以便再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可以先深入思考一下再表态。
传统的书画作伪，常见有摹、临、仿、造四种手段（其它方法还有，与本题无关，不多赘述）。
摹（包括法书的勾填），一般是指将较为透明的纸（古人常使用涂黄蜡的纸，因涂蜡后纸质发硬，故称“硬黄”）蒙在原作上之后进行描摹。从方法上来说，有先勾后填（常见的即“双勾填墨”）、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并加修饰共计三种。古代中国没有全透明纸，勾摹时原本必须映于向光处，传统上也称此种技法为“响搨”。
“响搨”二字该作何解，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说法。该种技法的出现，最初是出于书法复制以便传播的目的，因其摹形精准，至今仍为造假者所广泛使用。
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该作是典型的唐代精摹本。
临，又分对临与背临。前者是指把原作放在画案前，边看边临；后者是指熟读原作之后，凭借记忆将原作的样子临写下来。无论哪一种，临写的作品都会与原作存在一定形貌上的区别，但优点是比较自然，没有摹写的那种呆滞感。
比较著名的就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与“子明”卷，后者即是前者的临本。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仿，即以某位书画家的风格进行书画创作，并落他的款/印（无论是同时俱有还是二者有一）。仿本通常没有原本，全凭作伪者自己的想象，仿照某人的笔墨特点创作而来。仿的创作自由度更高，但更容易流露出作伪者自己的面目特征。
明 祝允明《阿房宫赋》（局部）济南市博物馆藏
据刘九庵鉴定，该件作品应为祝枝山外孙吴应卯所仿。
晋 王献之《中秋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此作应为米芾所仿，字里行间明显有“米字”的气息流露。
造，即“臆造”，指全然不顾某人的作品风格究竟如何，作伪者随意落上一个名头就算数，纯靠款、印唬人。诸如“河南货”中常见的苏东坡、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苏州片”中常见的文徵明、沈周、唐寅；“湖南造”中的冷名头等等。
明 何吾驺《松石图》轴 南京博物院藏
该件即典型的“湖南造”。
当然这都是传统的书画作伪技法，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有一种电脑高清扫描之后的微喷打印法也经常会在鉴定实务中遇到。对此我提几个鉴定的要点：
一、切忌隔着玻璃/PS板材作鉴定，因为它会遮掩此类印刷品细节不够清晰明确的缺陷；
二、注意笔墨交叉处墨色的堆叠感，注意印章印泥的厚重感与立体感；
三、注意书写材料的种类及自然老化感。
书画鉴定是一门难度极高的实践科学，既需要鉴定人员拥有丰富的学识与经验，还需要有良好的鉴定环境与条件。类似这种隔着展柜玻璃就冒冒然指米芾《行书三札》卷为“印刷品”，还拿网上照片来作对比的行为，本身就是极其不专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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