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辩护的战场上，非法经营罪常被视为一片“迷雾区”。其构成要件中“违反国家规定”这一前提，犹如迷雾中的灯塔，指引着罪与非罪的边界，却也常常因指引不明而将航船引向错误的礁石。作为一名长期深耕于此领域的律师，我目睹了太多因对“国家规定”理解泛化而引发的追诉。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意见中再次强调严格把握此前提，正反映了司法高层对厘清这团迷雾的决心。本文旨在结合实务案例与理论分析，深入探讨如何对“国家规定”进行合理的限缩解释，并为企业和个人划出清晰的合规红线。
“国家规定”的基石与边界
一切讨论的起点，是《刑法》第九十六条的明文规定。该条将“国家规定”严格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这一立法设计意图明确，即防止刑罚权借助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低位阶规范无限扩张，确保刑事打击的严肃性与确定性。然而，实践中的偏离时有发生。
例如，在“周某某、梁某某非法经营案”中，指控依据的核心是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工信部联合发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若我代理此案，辩护的第一把利剑便是直指其性质：这仅是一部部门规章，其制定主体并非国务院，因此根本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以此为基点，主张当事人的行为至多构成行政违法，缺乏升格为刑事犯罪的规范根基，往往是动摇指控体系的有效策略。
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是“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一审有罪判决所依据的粮食收购许可制度，其具体规范来源复杂，涉及行政法规及大量部门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并最终改判无罪，其深层法理正是对“国家规定”范围的谨慎限缩——当一项经营限制的刑事可罚性依据，并非完全源于清晰、权威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时，其入罪正当性便存在根本疑问。这两个案例从正反两面警示我们，坚守《刑法》第九十六条的层级边界，是辩护与合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火墙。
穿透文本的形式
即便一份文件在形式上属于行政法规，也并非其所有条款都能自动成为刑事责任的触发器。真正的“国家规定”内核，必须包含为特定经营活动设立的、明确的准入性禁止命令。这意味着，该规定不仅要设立行政许可或专营专卖制度，还必须清晰载明“未经许可，不得从事”的禁止性表述，并通常配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反之，若规定内容仅为管理性、指导性或鼓励性规范，缺乏这种具有强制力的禁止内核，则将其作为刑事追诉的依据便显得根基不稳。在新兴经济领域，如数据交易、虚拟资产服务等，监管常以“指导意见”、“暂行规定”等形式先行。律师的职责，便是穿透这些文件的标题，审视其法律实质：它究竟是为市场树立了一道不得逾越的“刑事法律高压线”，还是仅为行政监管划出的“弹性管理区”？
在涉及非法买卖外汇的案件中，一种有效的辩护策略正是对“经营”行为进行实质限缩。如果资金跨境流动主要服务于真实的贸易背景或个人合理需求，而非以营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公众的反复、公开交易，那么律师便可主张该行为不具备非法经营罪所要求的“经营”实质特征，从而将其与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商业化倒卖行为区分开来。这种辩护，正是从规范内容层面进行的精准拆解。
以限缩解释构筑合规与辩护的防线
对“国家规定”的限缩解释，其价值不仅在于理论澄清，更在于为市场主体的合规经营与事后的有效辩护提供了清晰的行动地图。对于企业而言，建立“规定溯源”机制是刑事风险防控的起点。任何新业务的开展，都必须审视其所需许可或资质的最顶层法律依据。如果发现核心经营门槛仅建立在部门规章或更低层级的文件上，就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评估其潜在的刑事风险等级。同时，持续关注司法动态至关重要。
近年来，从“王力军案”到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多个涉经济犯罪指导意见，都传递出强调实质危害、限缩形式入罪的司法政策信号。顺应这一趋势，合规体系应从单纯的文件合规，转向对业务实质社会危害性的评估。当面临刑事调查时，专业律师的辩护应形成一套组合拳：首先，层级审查，精准打击指控依据的规范资格；其次，内容审查，论证其缺乏明确的刑事禁止内核；再次，溯及力审查，若行为后规定发生变化，坚决主张“从旧兼从轻”；最后，对于援引“其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这一兜底条款的指控，应积极主张在无明确司法解释时适用的程序限制，或引用已有权威批复（如关于民间高利贷不直接构成本罪的批复）进行抗辩。辩护的艺术，在于将抽象的限缩解释理论，转化为法庭上一个个具体、有力的质证观点与辩论意见。
律师结语
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倾向，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国家规定”这一入口的失守。通过严格的层级限缩与实质内容限缩，我们得以将这个“口袋”扎紧，确保刑罚的锋芒只指向那些真正严重违反国家核心经济管理法律秩序的行为。这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对法律确定性的呼唤。从最高法的再审判决到律师在个案中的据理力争，限缩解释的实践正在逐步塑造更清晰的司法边界。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而言，理解并尊重这一边界，是创新与发展的安全前提；对于法律人而言，掌握并运用这一解释武器，则是捍卫法治尊严与当事人权利的专业使命。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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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刑事律师；经营行为 刑事风险；最高法院 再审 非法经营；
非法经营罪刑事指控 应对策略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经济犯罪辩护业务领军人物。在刑事辩护领域，林智敏律师被视为“非法经营罪‘口袋化’限缩之役”的旗帜性实践者与布道者。她敏锐地洞察到，本罪司法乱象的症结，在于对“违反国家规定” 这一前提要件的失守。因此，她将辩护与研究的核心火力，集中于对“国家规定” 的规范层级与实质内涵进行外科手术式的 限缩解释。
其辩护哲学旗帜鲜明：刑法的触角，绝不能因行政规章或模糊文件的膨胀而无限延伸。她代理的数十起非法经营罪案件，成为这一哲学的生动注脚——通过精准质疑指控依据的规范位阶（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并穿透性审查其内容是否包含真正的“国家禁令”，她多次成功地将当事人的行为阻却于刑事犯罪之外，实现了不起诉、无罪或关键罪名的剥离。她所承办的涉及新型业态的案例，常被业内引为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 边界的典范。 林律师坚信，辩护的至高价值在于 “为模糊地带立法则” 。
她将丰富的实战裁决（包括参与处理涉及网络出版、跨境支付、数据交易等前沿领域的案件）与深邃的法理思辨相结合，形成了体系化的“合规红线” 构建与辩护方法论。其发表的《“国家规定”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限缩路径》等系列研究，被广泛认为是该领域最具实务指导价值的 权威解读之一，本人亦被誉为 “擅长为企业家在刑事风险迷雾中绘制安全航图的总设计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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