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岳小议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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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句子表达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论证
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中，有一篇文章中有三个句子。作者在这三个句子的输出过程中思维跳跃非常大。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论证。个人觉得很有意思，就展示出来。句子1：In an anarchic system with no hierarchical authority, Realists argue that law can only be enforced through State power. 句子2：But why would any State choose to expend its precious power on enforcement unless it had a direct material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句子3：And if enforcement is impossible and（if） cheating（is） likely, why would any State agree to co-operate through a treaty or institution in the first place? 第一句的意思：由于在无政府体系中缺乏一个等级权威的，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律唯有依靠国家权力才能得以实施。下面着重分析第二句。 But why would any State choose to expend its precious power on enforcement unless it had a direct material interest in the outcome?这一句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复杂论证——省略三段论。由于它是一个反问句，因此其等价于：任何国家都不会选择耗费其宝贵的权力去执行（法律制度），除非它在（这样做的）结果中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即如果在（这样做的）结果中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选择耗费其宝贵的权力去执行（法律制度）。如果在（这样做的）结果中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选择耗费其宝贵的权力去执行（法律制度）。本句是三段论的已知前提。省略的前提是：国家在（这样做的）结果中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省略的结论是：国家不会选择耗费其宝贵的权力去执行（法律制度）。论证的完整表达是：如果在（这样做的）结果中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选择耗费其宝贵的权力去执行（法律制度）。而国家在（这样做的）结果中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国家不会选择耗费其宝贵的权力去执行（法律制度）。第二句论证省略的结论——国家不会选择耗费其宝贵的权力去执行（法律制度），与第一句的结论——法律唯有依靠国家权力才能得以实施，相结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省略的结论：国际法律制度不会得到实施。这一句被省略的结论（国际法律制度不会得到实施）与第三句And if enforcement is impossible and（if） cheating（is） likely, why would any State agree to co-operate through a treaty or institution in the first place?（如果法律的实施不可能，欺骗是可能的，那么国家一开始就不会同意通过条约或制度来进行合作）相结合，可以推出总结论：国家不会同意通过条约和制度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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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伊斯兰堡会谈的建构主义分析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此次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的谈判，其积极意义和悲观前景都深深植根于双方长期互动所形成的敌对身份认知与共有观念之中。这既是打破僵局的希望所在，也构成了难以逾越的深层障碍。建构主义强调互动过程本身能够逐渐改变行为体的身份和认知，即使一次具体互动没有产出协议。会谈具有积极意义（即使无果而终，仍有其价值）。本次会谈打破了“零接触”的禁忌，创造了直接互动的先例。双方首次举行如此高级别的面对面直接会谈，这本身就是在长期“敌人”身份下的一次重大突破。即便这次谈崩了，但“坐下来谈”这一行为模式被实践了一次，就为未来可能的再次接触留下了可参照的范本。会谈验证了“敌人”认知的顽固性，反而有助于双方认清现实。无果而终的结果，用事实告诉了双方：仅靠一次短暂接触，无法撼动深植于历史与观念中的敌对身份。这或许会促使更理性的决策者思考：是否需要在核心议题上做出艰难让步，或者寻找新的沟通路径。会谈为第三方调解或后续“穿梭外交”创造了空间。巴基斯坦作为东道主的尝试虽然未能促成协议，但其调解角色得到认可。无果而终后，其他中间方可能汲取教训，设计更精细的谈判框架。会谈前景悲观。无果而终恰恰印证了建构主义的核心判断：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只要双方对彼此的“敌人”身份认知不发生根本转变，任何具体议题的谈判都极易破裂。本次会谈立场鸿沟被现场放大，互信进一步受损。此次面对面谈判不仅未能缩小分歧，反而可能因为直接碰撞，让双方更加确信对方的“不可理喻”。美国可能强化“伊朗政权不妥协”的刻板印象；伊朗则可能强化“美国不可信”的认知。这会让下一次谈判的政治门槛更高。会谈表明核心议题的“零和”属性在敌人身份下无解。在霍布斯式的敌对文化中，任何一方的安全都会被对方视为威胁。因此，核问题、导弹计划、地区代理人等核心议题天然被框定为“你失我得”的零和游戏。不先改变这个认知框架，谈多少次都难以取得突破。会谈者身份未变，则任何接触都可能被国内政治反噬。伊朗政权未更迭。这意味着双方领导人都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一次无果而终的谈判，反而可能被强硬派用作“证明接触无用”的工具，从而进一步挤压未来的外交空间。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此次谈判“无果而终”这一结果，悲观前景的一面得到了完全证实——根深蒂固的敌人身份认知，使得实质性协议几乎不可能达成。但其积极意义并未完全消失，它依然是一次宝贵的社会互动实践，打破了（特别是伊朗）“不直接对话”的禁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身份重构埋下了一个微小的、需要漫长岁月去发芽的种子。如果双方未来无法通过其他事件（如共同的第三方威胁、内部政权更迭或代际观念变化）来逐渐软化对彼此的“敌人”建构，那么类似的谈判仍将大概率重复“无果而终”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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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开启：美以军事冒险失败的明证
2026年4月10日，美伊双方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开启新一轮谈判。这一外交进程的启动，并非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战略胜利的序曲，恰恰相反，它宣告了美以自2月28日以来持续四十余天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实质性失败。首先，谈判的开启直接证明了美以军事行动的初始目标已彻底落空。美以发动联合打击的核心目的，绝非简单的战术削弱，而是旨在通过“斩首行动”与大规模空袭制造社会恐慌，瓦解伊朗政权，最终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官员曾明确表示，行动目的是“摧毁伊朗政权”，所有伊朗领导人都是打击目标。然而，战事持续近40天后，伊朗政权展现出惊人的生存韧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不得不承认，伊朗政权虽遭削弱，但“依然保持完整”。外部的高压非但没有催生内乱，反而“进一步强化内部凝聚力”，激起了伊朗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高领袖遇难后，伊朗很快选出了新任宗教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成为政权捍卫者。当美以不得不接受以伊朗提出的“十点建议”作为谈判基础时（也有报道否认这一点），这本身就意味着其颠覆政权的战略雄心已被迫收缩为寻求一个体面的“退出方案”。其次，军事上的消耗战并未给美以带来压倒性优势，反而暴露了其能力的局限与伊朗的持久韧性。特朗普政府曾低估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意志和能力，认为美军能够应对。但现实是，伊朗控制海峡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精准击中了美国的经济软肋，迫使特朗普无奈表示“即便海峡处于关闭状态，美方也愿意结束对伊军事行动”。在战场上，美军预期的“速战速决”沦为幻影。伊朗的防空体系并未瘫痪，其导弹与无人机库存消耗速度远低于美方预期，甚至能击毁美军E-3预警机等高价值目标。美军防空系统则深陷“弹匣深度”危机，拦截导弹的消耗速度远超其产能。这种“不对称作战”使得军事优势无法转化为政治胜势，美以陷入了“欲走还留”的战略困局。再者，伊朗在危机中展现出的政权韧性、民族凝聚力及对全球能源命脉的影响力，使其战略威慑力不降反升。与美以“伊朗民众将趁乱推翻政权”的预判相反，外敌入侵反而激发了伊朗人民的爱国热情。危难之际，众多海外伊朗人选择返回国内，与同胞共渡时艰。同时，伊朗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真正的核选项”，向世界证明了其拥有足以撼动全球经济、反制超级大国的关键筹码。这种在承受巨大军事压力下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并有效运用地缘经济工具的能力，极大地增强了伊朗的政权合法性与地区威慑力。此外，美以旨在摧毁或严重削弱伊朗核能力的核心诉求也未能实现。美以并未获得伊朗的浓缩铀。尽管遭受多轮打击，但评估显示，伊朗核设施的核心部件可能并未被彻底摧毁，其核计划最多被“推迟数月”。伊朗原子能组织明确表示，重启计划已准备好，拥有足够能力持续推进核工业发展。这意味着，军事行动并未解除美以所谓的“核威胁”，反而可能增强了伊朗推进核项目的决心。最后，当前谈判态势与战前相比，伊朗的战略地位反而得到了强化。如今的谈判，虽然双方仍在备战，看似回到了战前在阿曼会谈的状态，但本质已截然不同。经过一场高强度战争的洗礼，伊朗不仅未被击垮，反而用实战验证了其政权难以被颠覆、其反击能够造成实质伤害、其手握的能源武器足以令对手焦虑。伊朗以“十点建议”设定谈判框架，内容涵盖要求美国保证不侵犯、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地位、解除所有制裁等，这远比战前任何方案都更加强硬和全面。美国从最初的“政权更迭”狂想，到如今接受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其妥协幅度之大，正是其军事行动失败的最直接体现。综上所述，伊斯兰堡谈判桌的开启，绝非美以军事胜利的外交延续，而是其军事冒险遭遇顽强抵抗后无奈退却的标志。它标志着美以试图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中东地缘格局的企图受挫，也证明了尊重各国主权和发展道路、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才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唯一正道。这场未竟的战争留给世界的最大启示或许是：任何忽视他国民族意志与政权韧性的军事冒险，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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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休战：美以伊停火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与战争阴云
2026年4月8日，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持续一个多月的激烈军事对抗，在巴基斯坦等国斡旋下达成为期两周的停火。这看似带来了喘息之机，实则是精心计算的“中场休息”。停火极其脆弱，战争的幽灵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一、谈判要价南辕北辙，缺乏互信基础停火并未带来实质性谈判，反而凸显立场根本对立。美国的“15点计划”要求伊朗实现“零核”、放弃代理人武装、限制导弹项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外界视为“强加投降条件”。伊朗则要求“永久结束战争”，提出十点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撤出所有基地、战争赔偿、解除制裁、释放海外资产等。双方要价天差地别，短期内妥协无望。根源在于极度不信任。伊朗担心美方“以谈掩打”，美国则认为伊朗“要求过高”。谈判沦为表演，真正的博弈仍在战场继续。缺乏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任何误判都可能撕碎停火协议。二、战争目标远未实现，结构性矛盾依旧美以试图通过军事打击摧毁伊朗核能力、改变其政权，但目标远未实现。尽管以色列出动50余架战机空袭核设施，伊朗凭借“地下导弹城”等分散体系持续运作，每天向以色列发射约20枚导弹。政治上，伊朗政权展现出超预期韧性，美以严重误判其承受能力。这场战争未消除任何根本矛盾。核问题悬而未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成为新焦点。结构性矛盾——地缘安全、核不扩散、地区主导权——丝毫未消解，反而因仇恨积累更加尖锐。三、实力对比依然悬殊，伊朗的韧性不足以构成对等威慑尽管伊朗在战争中展现了令人瞩目的政权韧性与民族韧性，使其有限的军事力量发挥了超出纸面数据的效能，但这并未改变其与美以之间巨大的实力鸿沟。从军事体系看，这是“体系代差”的对抗。美国军费近乎伊朗的50倍，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海空装备和情报网络；以色列则拥有隐身战机和完善的多层反导系统。伊朗空军装备老化，防空体系在面对F-35等隐形战机时形同虚设。在正面常规战中，伊朗几乎无法争夺制空权。从经济与战争承受力看，伊朗处于绝对劣势。长期制裁已使其经济濒临崩溃，石油出口锐减，货币贬值，民生凋敝。一场持久战将对其政权存续构成致命威胁。因此，伊朗的战略是理性的“不对称作战”：避免正面决战，通过地下防御、导弹袭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低成本消耗，旨在把美国拖入一场长期失血的泥潭。这种策略能“拖住”美国，却无法“击败”美国，更无法形成对等的战略威慑，迫使美以放弃其根本目标。此外，以色列作为“不安的变量”，其停火意愿远低于美国。内塔尼亚胡政府缺乏停火的政治动力，其目标更倾向于伊朗政权崩溃，因此可能通过继续升级军事行动来刺激伊朗、拖住美国，破坏谈判进程。四、脆弱的休战与未卜的前路两周停火是各方在消耗与压力下的战术性止损，而非问题解决。在停火窗口内，巴基斯坦已邀请双方于4月10日在伊斯兰堡进一步谈判。伊朗表示海峡可安全通行，但“与侵略国家有关联的船只不在此列”。美国则面临日均约5亿美元的战事成本及数十架飞机损失。这场冲突的结局，最可能不是清晰胜利或和平，而是在消耗中逐渐冷却的“疲惫共识”。但在此之前，任何误判或国内政治需要，都可能点燃下一轮更猛烈的战火。中东的和平，依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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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抵抗美以的关键因素——数千年的文化
当2026年的硝烟笼罩波斯高原，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或许正对着情报图表困惑不已：为何精准的“斩首行动”没能引发预期的权力真空？为何对学校和民用设施的轰炸没有摧毁民众的意志，反而让反抗的火焰烧得更旺？在现实主义的算盘里，恐惧和死亡是让人屈服的筹码；但在伊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筹码却变成了点燃民族灵魂的火星。答案不在于导弹的数量，而在于伊朗人血脉中流淌的、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基因。文化不是装饰，而是伊朗的“本体性骨骼” 对于许多现代国家而言，国界是殖民者画在地图上的线条，政权是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但伊朗不同。从居鲁士大帝建立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到萨珊波斯与罗马的千年对峙，再到伊斯兰黄金时代的文明辉煌，“伊朗”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概念。这种“文明型国家”的特质，赋予了伊朗人一种独特的集体身份：无论统治者是谁，无论遭遇何种外敌，“波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必须延续。在美以的军事打击下，这种文化身份被瞬间激活。当外部强权试图通过暴力抹去伊朗的政治符号时，伊朗人看到的不仅仅是政权的危机，而是“文明生存”的威胁。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这触发了一种强烈的“规范共鸣”。美以的行动被解读为历史上亚历山大东征、阿拉伯征服、蒙古铁骑乃至英俄殖民的现代翻版。这种历史记忆的共振，让每一个伊朗人——无论是虔诚的信徒还是世俗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一刻达成了惊人的共识：抵抗外侮，就是保卫“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根本。 “受难者叙事”：将悲剧转化为力量的炼金术伊朗文化中有一个核心的精神内核，即什叶派伊斯兰教中的“受难者叙事”（特别是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道）。这种文化逻辑并不回避牺牲，反而赋予牺牲以崇高的道德意义。在世俗眼光看来的“损失”，在伊朗的文化语境中可能是“升华”。当美以试图通过制造恐怖来瓦解伊朗时，他们恰恰撞在了这个文化逻辑的枪口上。每一次平民的伤亡，每一座被毁的建筑，都在强化一种“我们在为正义受难”的集体认同。这种“规范反弹”是剧烈的：你越想让我因恐惧而跪下，我就越要从鲜血中站立起来，因为在我的文化剧本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殉道者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这种文化心理使得伊朗社会具备了一种令对手胆寒的“反脆弱性”——打击越重，内部的凝聚力越强，抵抗的道德合法性越高。主权不仅是权力，更是尊严的底线在西方现实主义的词典里，主权是维护利益的工具；如果代价太大，交易未尝不可。但在伊朗的文化深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尊严的化身，是不可交易的绝对价值。数千年来，波斯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强烈的“中心意识”和独立自豪感，从未真正完全臣服于任何外来帝国。因此，美以的“强制性外交”之所以彻底失败，是因为它们误判了伊朗的效用函数。伊朗人不是在计算“投降能少死多少人”，而是在捍卫“作为独立文明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文化逻辑下，丧失主权的生存等同于精神的死亡，而为了主权战至最后一人，则是文化的永生。结语美以的导弹可以摧毁建筑，可以消灭肉体，但它们无法击穿一层由数千年历史、宗教情感和集体记忆编织而成的“文化装甲”。伊朗的抵抗之所以坚不可摧，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防御战，更是一场文明的身份确认战。这场冲突给世界的启示是深刻的：在21世纪，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不只是钢铁和火药的当量，更是人心的向背和文化的韧性。当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命运与数千年的文明传承绑定在一起时，它就获得了一种超越物质力量的永恒动力。正如波斯诗人萨迪所言：“亚当的子孙皆肢体，原初创造本一体。”对于伊朗人来说，保卫国土，就是保卫人类文明多样性中那个独特而骄傲的自我。这，才是任何霸权都无法征服的终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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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美以似更倾向于对伊朗动武
早前，笔者曾谈到从各方面来看，美国不会武力打击伊朗，无论是小打还是大打。但是，笔者又特别指出，如果美以确信它们的导弹防御能力较之去年6月份已有质的提升，从而伊朗导弹难以构成有效威胁，那么它们肯定会军事打击伊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报去年12日战争的“一箭之仇”，以重建美以在中东地区威慑。笔者的意思是，排除伊朗核计划等因素，在以色列认为其防御能力足够可靠的情况下，单纯的以伊12日战争的惯性就足以决定以伊再战是必然。目前来看，美以似乎更倾向于对伊朗动武，因此可以推断美以似乎对其导弹防御能力更有信心。下面笔者将重点讨论为什么说，目前来看美以似更倾向于对伊朗动武。早前，美国气势汹汹地增兵中东，主要目的是以压促变，即试图促发伊朗民众的反政府抗议甚至骚乱，然后伺机而动。此时特朗普采取的手段总体上属于“政治干预”范围。但此举并未成功，反而使伊朗民众更加团结。这种情况使特朗普陷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两难境地。但不久之后，特朗普选择了“进”——继续增兵中东并与以色列加强交流。与此同时，特朗普向伊朗提出了几点要求，并设定了含糊的期限。这样，特朗普的对伊朗政策手段就由“政治干预”正式进入“强制性外交”（可信威胁 + 明确要求 + 设定时限）。正如BBC指出的，特朗普这种政策转变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虽然选择对伊朗实施强制性外交，但是其“要求”过高。对于特朗普的具体要求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弃核、赦免（罪犯）；第二种是（彻底）弃核、弃（中程）导弹、弃抵抗联盟。目前更明确的要求是第二种。对于这种要求，伊朗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因此，要求不变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强制性外交很难成功。“强制性外交”一旦失败，“军事打击”就很难避免了。很显然，特朗普肯定知道伊朗不会答应自己的要求，也因此他根本就不想“强制性外交”取得成功。诚然，目前美伊双方都答应进行谈判。伊朗同意谈判，其实是已经让步了，因为自去年遭美国轰炸后，伊朗一直拒绝谈判，或只同意有条件谈判，条件是美国承诺不对伊朗进行轰炸（美国并没有满足此条件）。但是，关键是在伊朗做出让步同意谈判后，美国并没有顺势从中东收兵（“可信威胁”不减反增），因此美对伊朗政策的手段目前仍然属于“强制性外交”，或者说“强制性外交”并未结束，美伊的谈判（姿态）是在“强制性外交”框架内进行的。美伊之间目前并没有处于正常的谈判状态。总之，由于尽管目前美伊双方都同意谈判，但是美国并没有撤兵，要求也没有改变，因此美国对伊朗政策手段仍然是“强制性外交”。但是，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伊朗肯定不会满足，而且美国显然知道伊朗不会满足。因此，特朗普目前并不想“强制性外交”取得成功，而更倾向于对伊朗动武。美以目前极可能在加强导弹防御武器的部署和进攻能力提升，期望借助情报等实现首击便可瘫痪伊朗的导弹发射能力。在此情况下，美以是否对伊朗动武，似乎就看伊朗民众的团结度以及中俄有何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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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多大？
近日，在宣布对伊朗追加新制裁（不单纯制裁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而且制裁公司所属国）的同时，美国不断大量增兵中东地区。特朗普总统也在不同场合威胁对伊朗动武。那么，美国会不会真的对伊朗动武呢？个人认为，近期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不大。更准确地说，美国本次虽然增兵中东，但是不会打击伊朗。首先，美国不会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因为大规模、持续的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已经被特朗普本人公开否定，而且特朗普的这种否定是可信的，因为一则由于在阿富汗等地的历史教训，美国人从上到下都不愿意再陷入一场长期战争；二则现实的大国竞争压力，也使美国不愿意陷入对伊长期战争；三则如果特朗普政府本次愿意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那么在去年以色列同伊朗的十二日战争期间发动似乎时机更佳。当然，除了面临国际合法性问题（这个对特朗普而言是无所谓的），更重要的可能还涉及国内合法性问题，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国会授权问题。其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可能性也不大。这首先是因为，实施这种打击对美国而言“目标难以确定”。如果再次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这将表明美国去年的打击行动是不成功，从而证明特朗普去年撒了谎，因为特朗普去年公开声称打击行动很成功，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而且，即使再次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不但打击效果如何难以确定，而且伊朗将如何报复也难以确定。也许特朗普很想获得伊朗数量可观的高浓缩铀，但是这不是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所能解决的。如果打击目标是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那么这也面临困难，一是因为哈梅内伊的藏身之地难以确定，毕竟伊朗为了应对此种情况肯定早就采取了各种措施，二是因为即使确定了其藏身之地而且成功地将其打死，但是接下来伊朗的报复行动可能是特朗普不愿意见到的，特朗普很难不陷入能请神但不能送神困境。人们不能小看哈梅内伊的影响力，而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公开表示，对宗教的领袖的伤害意味着全面战争（大意如此）。再次，从特朗普增兵中东并对伊朗发出军事打击威胁的真正目的来看，其也不会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特朗普增兵中东与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相关，其目的是以压促变，然后伺机而动，即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具体而言，特朗普试图通过制裁，令伊朗政府更艰难、伊朗民众生活更加困苦，从而激起更多的反政府情绪，再从而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甚至反政治体制骚乱。与此相关，特朗普增兵中东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民众大胆地反政府、反体制。其一方面暗示伊朗民众，你们再次起来大胆行动吧，如果你们遭受武力镇压，美国会保护你们；另一方面又威慑伊朗政权，如果你们对抗议者武力镇压，那么我将对你们实施武力打击，而且你们必须抓紧释放不久前被关押的人员，更不能杀害他们。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新近对伊朗的一系列打压行动对伊朗而言反而起到了“团结在国旗下”的效果，即特朗普对伊朗的压力反而增加了伊朗民众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增加了凝聚力，这样特朗普反而无机可乘。又次，鉴于其核设施遭受的打击以及国际社会的监督，还有伊朗自身的承诺，伊朗可能离真正拥有核武器还有较远的距离，因此打击并非迫在眉睫。当然，特朗普来势汹汹，如果草草收兵可能会承受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信誉损失，但是他也许会说伊朗按照他的要求释放了被关押人员，或者本该杀的并没有杀，从而找了个台阶下。如果说特朗普不愿意对伊朗发动任何形式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以色列会不会呢？或者说，特朗普会不会配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呢？毫无疑问的是，以色列非常希望打击伊朗，因为实际上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对以色列而言是丢脸的（就其一贯地在中东无法无天来看）。当初的停战，虽然是特朗普叫停，然后以色列、伊朗同意的，但是显然是以色列撑不住了。可以说，去年的十二日战争，伊朗对以色列构成新威慑，即令其不敢轻易同伊朗进行直接战争。因此，特朗普会否配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取决于美以两国的导弹防御能力自去年6月份以来有没有取得显著提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特朗普极有可能配合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美国、以色列都不会军事打击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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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言论的本质是“两国论”
高市早苗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言时，声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则日本将面临所谓“存亡危机”，届时“日本可能启动集体自卫权”。就高市早苗暗指一旦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则日本将武力干预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她没有把武力干涉公开说出来，中国的武力统一台湾的计划中也肯定没有把日本的武力干涉排除在外。对中国而言，高市早苗发言的最不可接受之处是，其把可能的武力干涉台海冲突说成是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就假定或暗指台湾是一个国家。国际法上合法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完整链条是：A国遭受了确凿的“武力攻击” → A国公开声明并明确请求B国援助 → B国响应请求，其军事行动遵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 → B国立即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 整个行动在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后终止。这就是说，国际法上，触发形式集体自卫权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受到了武力攻击。非国家政治实体受到一个国家的武力攻击，一般是不会促发他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因此，高市早苗把日本可能的军事干涉台海冲突说成行使集体自卫权，本质上是“两国论”的一种表现。这是中国难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日本断交都不为过。不过口头上说台湾是什么虽然重要但并不十分重要，规范的力量、话语的权力在物质实力面前永远是次要的，何况我们对日本以及美日的可能军事干涉也早有准备。因此，我们可以把高市早苗的谬论当作“按计划行事”的动力甚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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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制裁恢复，伊朗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吗？
在联合国重新对其核计划实施制裁后，伊朗政权于周日宣称做好了与西方对抗的准备。与此同时，仍有人呼吁继续进行谈判，以缓解该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欧洲三国说，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启动的原因是，伊朗方面“既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重新进入其核设施，也没有向该机构提交关于自己高浓缩铀储备情况的报告”。制裁的恢复使伊朗再次遭受原本已经到期几年的相关武器禁运和弹道导弹发展方面的约束。与此同时，伊朗的里亚尔货币汇率跌至新低，1美元可兑换110万里亚尔，这使得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虽然已经恢复了制裁，但是估计伊朗不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理由如下：第一，以退出作为一种要挟手段是可以的。伊朗曾经以退出该条约为要挟，试图阻止欧洲三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但是显然，这种威胁没有成功。第二，如果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就与其宗教领袖及其他高官长期以来坚持的不制造核武器的立场相悖，因为朝鲜的例子告诉人们，退出该条约基本上意味着要试图制造核武器。第三，美欧以目前最为关心是，伊朗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行严格核查，以及伊朗已有60%丰度浓缩铀的去向，无论伊朗是否退出条约，它们都要细究这些问题。就是说，如果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则意味着其有制造核武器的嫌疑，但是即便伊朗不退出，西方照样认为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而力主对其核活动进行严格限制。退与不退结果都是一样。制裁的恢复虽然很难使伊朗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有可能使其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因为制裁的恢复已经使伊朗完全失去了呆在该条约的好处。不但伊朗可能退出，而且伊朗有可能协同俄罗斯（首先是俄罗斯），甚至中国一起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就我个人而言，支持中国退出）但是这种可能性还要看后续博弈情况。值得指出的是，制裁的恢复对伊朗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联合国的相关经济制裁与美国的单边制裁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而联合国的相关武器禁运和导弹制造技术方面制裁的恢复，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配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还有，中俄都是反对恢复制裁的，既然已经反对了，我就有理由不遵守，甚至还可以如上文所言退出伊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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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启动，伊朗遭受不公
在围绕伊朗核计划达成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议后，针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再次被重新实施——距离那些制裁被解除已经过去了10年。随着该协议的三个欧洲成员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启动了所谓的“恢复制裁机制”，这些新措施正式生效。这些国家声称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是：伊朗“持续升级其核活动”且缺乏合作态度。在以色列和美国于6月轰炸了伊朗的多个核设施及军事基地后，伊朗暂停了对本国核设施的核查工作。根据2015年达成的协议，进行此类核查是伊朗的一项法律义务。英法德指出，尽管双方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但伊朗仍未“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消除我们的担忧，也没有满足我们关于延长协议期限的要求”。伊朗在周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它不承认这些“非法”且“毫无道理”的制裁措施。该国外交部警告称：“任何旨在破坏本国人民权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而有力的回应。”佩泽希齐扬缓和了伊朗此前提出的退出《不扩散核条约》的威胁，但他警告称，如果制裁再次实施，谈判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他要求相关国家保证不会再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他还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要求：即伊朗必须交出所有浓缩铀库存，才能获得三个月的制裁豁免期。他表示：“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每个月都像被套住了脖子一样？” 尽管自特朗普政府退出协议并重新实施制裁以来，伊朗逐渐违反相关条款，但它并未正式退出该协议。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非法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弹道导弹工厂、高级军事指挥官及核科学家，导致美伊之间就达成新协议的谈判突然中断。在这些袭击发生后，由于伊朗拒绝与国际核查人员合作，2025年8月28日，法国、德国和英国根据该协议启动了“恢复制裁”程序，计划在30天内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此前因2015年协议而解除的制裁。作为原核协议的签署国，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这一“恢复制裁”程序的启动。这一现象，再次显示了世界的不公：作为最重要相关方的美国退出了协议，却不受任何惩罚，西欧三国虽然没有退出，但是却没有按照协议要求给予伊朗应得的利益（就此而言，它们也违反了协议），非但如此还利用协议相关条款对伊朗施加压力。现实主义的论断是正确的：理想主义者所青睐的国际制度无非是大国约束小国的工具，有利则用，无利则弃。在这一点上，美国尤其如此，其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总统威尔逊主张建立国际联盟（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但是当国联建立后，美国共和党操控的参议院以国联盟约没有体现美国的战略目标为借口，拒绝批准威尔逊已签了字的凡尔赛条约，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就伊核协议而言，美国的民主党政府签署，然后又被共和党政府破坏。此与美国对国联的做法类似，历史重演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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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BBC报道，沙特日前同巴基斯坦签署了防务合作条约。在有美国人几千名驻军且购买了巨多的美式武器的情况下，沙特此举显然是对美国的保护不放心的表现，这无疑是因为沙特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刺激：更高程度地受美国保护的卡塔尔被以色列袭击，但却被美国背刺。以色列近期公开的暗杀威胁可能也是个刺激因素。长远来看，沙特有可能会赶走美国驻军，当然这取决于东大实力增长情况和外交意愿。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与沙特的减轻对美安全依赖的行为相反，受害者卡塔尔却于近日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卡塔尔这样做肯定不是出于对美国的信任，而很可能因为受到了美国的胁迫，是典型的压力下的合作。主权对于小国、弱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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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说下周和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又在说不要脸的话
日前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下周美国将同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如果特朗普说的话是真的，那么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已经就核问题基本上达成了一致，只等下周签字了。然而，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除非特朗普放弃要求伊朗停止一切铀浓缩活动，并对伊朗400公斤左右60%丰度的浓缩铀去向不闻不问。不要说达成协议了，就是伊朗下周是否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都很难说。由于伊朗的核设施不但遭以色列轰炸，而且也遭受了美国的轰炸（美以的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真正想谈判解决问题的架势），因此如果伊朗下周屈服特朗普的压力进行谈判，而不耍一下小脾气，那么伊朗将会丧失尊严。对此，就连伊朗首鼠两端的总统都不会答应。既然如此，可以看出：在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后，特朗普还是要继续军事打击之前的事情——与伊朗达成协议；军事打击只是手段，目的还是达成协议。为了实现达成协议的目的，特朗普还没有忘提及“手段”，他说：以色列和伊朗的相互打击可能很快还会发生。他实际上是说，下周如果伊朗不同意谈判并达成协议，那么他将放任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还是向伊朗施加压力）。但是，特朗普的以军事打击为手段迫使伊朗就范的策略，很难取得成功，因为这个手段效果有限，甚至可以说无效果。之所以这样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刚刚结束的以伊“互殴”表明，伊朗的实力和民众抗击侵略的决心被美以高估了，而同时，以色列的抗反击能力（防御系统）却被高估了。考虑到以伊双方的领土面积差异，工业等设施的集中程度差异，民众的抗打击心理差异，以伊“互殴”以色列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甚至处于劣势。因此，特朗普说的下周将会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又是在说不要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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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虽然停火，但是伊核问题远未解决
特朗普总统率先宣布伊朗和以色列将会停火，不久以伊两国正式宣布停火。这显示了美国对局势的把控能力。由于是以色列率先发起的攻击，并对伊朗的核设施、核科学家、军事设施等造成重创，而且美国也亲自下场对伊朗核基地发起了攻击，因此美国能够即时让伊朗接受停火，无论如何体现了美国的棋手角色、导演角色和伊朗的棋子角色和演员角色。个人认为伊朗不应该就这样接受停火，伊朗应该持续地对以色列进行导弹攻击，每次攻击发射的导弹数量可以不多，但是关键是持续。但是即便如此，伊朗在本次冲突中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实力，无论对以色列和美国都构成了新的威慑力。因为在伊朗的导弹反击下，以色列的所谓天下最强防御系统让人大跌眼镜，以色列人普遍遭受了几十年来（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从未遭受过的痛苦经历，同时，在以色列的攻击下，伊朗人民表现了团结爱国精神和一定的凝聚力，而没有出现美以所期望的反政府示威等活动。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停火了（也可能有反复），但是伊核问题远未解决：伊朗的核设施可以修复或再建，伊朗的核知识也可以继承和发展，伊朗的高浓缩铀得以安全保存。可以说，美以的打击行动是一种降低来自伊朗的核风险的活动，而不是消除了这种风险。接下来如果进行核谈判，如果美国仍然要求伊朗停止所有浓缩铀活动，那么协议很难达成，因为美以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硬气，而且伊朗由于在冲突中找到了自信更不会轻易接受美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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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似乎取得胜利
在6月13日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以伊间导弹互炸后，美国也于6月21日加入其中，对伊朗的三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特朗普声称打击非常成功。美参与打击后，哈梅内伊发声，声称对以色列的打击不会停止。伊朗高级军事官员也声称，伊朗从此将会更加放开手脚地展开行动。伊朗的确采取了行动——其对美国驻卡塔尔军事基地进行了导弹袭击，其发射的导弹数量同美军打击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一致。但是，据美国方面说，伊朗在袭击前向美方做了通报。看样子美方损失很小。如果真的事前向美方做了通报，这说明伊朗挽回颜面的行动反而凸显了自己的弱势，反而使自己失去颜面，引得世人耻笑。更为重要的是，6月23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平台Truth Social上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已就“全面彻底停火”达成一致，这场冲突即将结束。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说法，以色列和伊朗没有明确的认可。但是，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星期一（6月23日）晚间报道，以色列已向伊朗发出信息，称以方目标是“几天内”结束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在特朗普宣布以伊即将停火后，如果伊朗真的停火了。那么这说明，美国在这场“十日冲突”中是赢家——其同以色列可以选择何时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也可以选择何时结束战争。但是，不知道伊朗是否接受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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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轰炸伊朗是为了破坏美伊间接会谈吗？
近日，由于以色列对伊朗重要设施和人员进行了大规模、高强度轰炸，而引发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循环互炸。以伊间由持续数年的影子战争转入真正的公开、正面、直接的高烈度交锋。对于以色列为什么对伊朗发动如此规模的轰炸，有不少人认为是为了破坏美伊间的间接谈判。但是，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的确，由于以色列的轰炸，拟定的美伊间接会谈取消，重启谈判也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变得不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以以色列的轰炸所产生的破坏了谈判这一结果为根据，去推断以色列的轰炸具有破坏谈判的目的。把某种行动结果中所隐含的目的当作该行动的原因，往往是错误的。比如，有许多人认为2023年底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是为了阻止沙特同以色列建交。“攻击”本身的确产生了阻止两国建交的效果，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攻击”本身并不是为了破坏沙以建交，因为“攻击”的计划、筹备、训练等花费了数年的时间，计划之初尚无沙以建交的苗头。虽然声称哈马斯发动攻击是为了阻止沙以建交是不正确的，但是，阻止沙以建交对哈马斯来说的确具有必要性，因此认为哈马斯的攻击是为了阻止沙以建交，虽然不正确但还是情有可原的。与此不同的是，以色列根本没有必要以大规模轰炸伊朗为手段，去破坏美伊间接会谈，因为当时会谈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相反，会谈实际上越来越陷入僵局：美国要求伊朗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伊朗坚持认为进行适当铀浓缩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伊朗为什么不愿意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除了伊朗声称的核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之外，更因为如果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就意味着伊朗不得不拆除并销毁其苦心经营数年的核设施（核反应堆、离心机等）以及已有浓缩铀的稀释和转移他国，从而意味着其将以美西方梦寐以求的利比亚模式弃核。迫使伊朗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都没有做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也看不到成功希望。实际上，如果会谈具有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取得成功的希望，以色列很可能是不会轰炸伊朗的。既然会谈越来越陷入僵局，那么声称以色列的轰炸是为了破坏会谈就是很不靠谱的。退一步讲，哪怕会谈可能会达成损害以色列利益的协议，以色列的轰炸行动与这种协议是否达成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以色列不是协议相关方，即便达成了协议，其照样可以轰炸伊朗。只是，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与美国产生点摩擦。以色列的轰炸很可能是为了落实特朗普的强制性外交，因为特朗普早先就说过，如果伊朗不同意谈判条件，那么以色列将可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就此而言，以色列的轰炸无非是对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一种配合，或者说是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一部分。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与伊朗在近年与以色列的较量中缩手缩脚有关，一定程度上是伊朗自找的。在真主党被打残，阿萨德被推翻后，没有人不认为伊朗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一天果然在半年后到来了，伊朗不得不打一场对伊朗来说本该于2024年4月其驻叙使馆遭轰炸时，就应该开打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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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验主义
经验是通过感官获得的信息。只有关于可以直接体验或观察到的现象的陈述才能算作知识，而任何不涉及可观察对象世界的陈述都不能被赋予正当知识的地位。因此，经验主义产生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所有的假设和理论都必须通过对自然世界的观察来检验。它是一种信念，即经验验证或证伪是真正探究的核心。因此，科学在方法论上被认为是经验的，科学说明的本质是可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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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证主义
在实证主义（positivism)看来，任何关于存在的陈述都依赖于我们所能知（What we can know),而我们所能知又与我们所能观察（What we can observe or experience)有密切的关系。这就说，在实证主义看来：所能观察的→所能知道的→所存在的。什么能够被知道是认识论问题，什么存在（What exists)是本体论问题。因此，实证主义认为认识论优先于本体论。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就是很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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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下令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并非主要针对伊朗
日前，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造成胡塞军人及其所控制地区民众伤亡。而且，据报道，特朗普还将对也门派遣地面部队。但是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较低，因为美军有在阿富汗行动失败的先例，而且特朗普一心想把美国内部问题解决好，并聚焦于大国博弈。特朗普为什么下令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呢？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原因是胡塞武装威胁美国在红海的安全。这显然是站不脚的，因为胡塞武装的行动与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密切相关，美以在加沙相关行动本身是胡塞武装相关行动的根源。多数观点认为，是为了震慑伊朗。他们的理由是，俄乌战争已经有所缓和，现在美国已经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解决伊朗核问题了。而且，特朗普已经向伊朗宗教领袖发送了一封信，要求伊朗必须在两个月内接受他提出的谈判要求，否则伊朗将会承受严重后果。特朗普政府加大力度对伊朗施压是事实，而且军事打击胡塞也的确会多多少少让伊朗感受到一点压力。但是要说特朗普下令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主要是为了向伊朗施压，可能并不正确。要知道，也门不是黎巴嫩，更不是巴勒斯坦，其国土面积将近60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4千万，地理位置优越，且胡塞武装英勇善战，其组成的政治实体只是一个准国家（这就增加了攻击难度）。对胡塞武装，美国如果是小打还多少会对伊朗产生点威慑，如果是大打（比如派地面部队进入）对伊朗而言，可能不但不会产生什么压力，反倒是一种减压。这就是说，如果特朗普对胡塞小大，对伊朗只能产生一点点威慑，如果是大打，对伊朗而言几乎是自己求之不得的。而且，特朗普打击胡塞并无太多新形势下的特殊性，而是具有一定历史继承性，因为拜登政府也对胡塞武装发动过军事打击。因此，特朗普下令军事打击胡塞，并非主要针对伊朗。既然如此，特朗普下令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答案是，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行动，履行自己的威胁话语。众所周知，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执行完毕后，但是以色列违约，同时特朗普要求延长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期42天，在此期间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人质，否则将遭打击。这实际就使加沙形势回到谈判前的状态。非但如此，哈马斯因在第一阶段交出了部分人质而处于比谈判前更加不利的地位。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违约，且不愿意延长第一阶段协议。在此情况下，以色列再度轰炸加沙成为必然。同时，胡塞已经向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再次军事打击，那么胡塞将打击以色列。这样以来，总体的情势是：以色列必再次轰炸加沙，哈马斯因此必定打击以色列。因此，为了配合以色列的行动，履行自己对哈马斯的威胁话语，特朗普下令对胡塞发动军事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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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俄绥靖的多重动因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改其前任拜登政府对俄强硬的政策，转而对俄实施绥靖政策：主动同俄沟通，要求改善关系；施压泽连斯基，推动俄乌停火；在安理会上甚至反对把俄定性为侵略者，特朗普甚至荒谬地称乌克兰是侵略者。特朗普的这一系列做法，显然会使美国失去不少软实力，使甚至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中小国家对自身安全感到担忧，当然也使大西洋两岸关系受损。因为，在它们看来美国也经不再是它们心目中领导者了，美国已经开始奖赏“不法者”。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不顾盟友的反对，不顾中小国家的担忧，不顾自身软实力的减少和影响力的削弱，而下定决心对俄绥靖呢？这可能有如下原因。第一，美国认定东大是最大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且东大的威胁越来越大。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东大，哪怕做不到“联俄制华”，也要尽可能使俄同东大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使俄在美同东大的冲突中至少能够保持中立。第二，总体而言，对俄绥靖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俄乌战争已经使美国的欧洲盟友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能源上同俄罗斯脱钩，在政治上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就此而言，美国的战略利益得以拓展。此时，特朗普对俄绥靖有利于美对欧亚大陆实施权力制衡，从而有利于美国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第三，有利于特朗普推动其中东政策。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可能很大程度上延续其第一任期时的政策：极度偏袒以色列，对伊朗极限施压。特朗普已经明确放弃了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并已经开始要求其西欧盟国也这样做。但是，在以色列对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实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如果特朗普一方面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另一方却放弃“两国方案”，大力支持以色列的侵略，那么就凸显了其双重标准。此外，在应对伊朗和处理叙利亚等问题上，美国也多少需要俄罗斯配合。第四，特朗普自己也要搞侵略，所以他不愿抵御和谴责俄罗斯的侵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带头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已经是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他郑重宣称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兼并格陵兰岛。他还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要接管加沙等等。特朗普担心，如果不对俄绥靖，那么俄罗斯将会联合东大对其可能的违法行为进行阻止和反制，同时在法理上也自打自己的脸。以上几点可能是特朗普对俄绥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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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伊副外长聚首北京讨论伊核问题，很不寻常
日前，中俄伊三国在波斯湾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据说演习并非像公开声称那样，演练联合搜救等项目，而是演练干扰GPS并检验干扰效果。据说效果不错。在刚刚结束了海军联合演习后，今天，据报道在中国牵头下中俄伊三国副外长又要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伊核问题。此事非同寻常，颇为令人瞩目。这首先可以从伊核问题的发展历史上看出来。伊核问题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其应对模式一开始主要是英法德三国在美伊间斡旋模式。斡旋曾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不久后失败，主要原因是英法德对美伊双方的影响力有限。 2006年之后，伊核问题的应对模式转为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在以后的三四年时间里，美欧推动安理会通过了多个重要的制裁伊朗的决议。尽管相关制裁条款因中俄的干预相较于决议草案温和了一点，但是国际制裁本身至少体现了国际社会的这一共识——伊核问题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也算美国小布什政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不过，尽管遭受国际制裁和美欧的单边制裁，伊朗仍不愿意停止其核活动。这表明联合国安理会框架无法解决伊核问题。同时，小布什政府又一直不愿意无条件地同伊朗进行直接会谈，这就使得伊核问题的解决很难继续推进。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其对伊朗实施接触政策，表示愿意无条件地同伊朗进行面对面会谈。同时奥巴马也继续对伊朗施加国际压力，于2010年推动安理会通过了又一个制裁伊朗的决议。这样伊核问题逐渐进入“6+1”（五常、德国，及伊朗）解决模式。维也纳伊核问题多边会谈开启，并最终于2015年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这是多边主义的胜利。但是，2018年5月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施以极限压力，试图迫使伊朗进行谈判以达成一个新协议。但遭伊朗拒绝。拜登总统上台后，表示尊重伊核协议，愿意重返该协议。由于伊朗拒绝与美国面对面谈判，“6+1”解决模式没有恢复。但是，无论如何旨在恢复伊核协议的维也纳会谈开启。维也纳会谈断断续续举行了多轮，但因俄乌冲突后，美西方对俄采取孤立政策等，致使维也纳会谈难以有效开启。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在伊核问题上，其基本上延续了其第一任期时的政策——对伊极限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谈判达成一个新协议。不过有所不同的是，他要求俄罗斯从中斡旋（但是并没有俄罗斯展开斡旋的报道）。日前，据说又向哈梅内伊发出了一封信。从伊核问题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本次由中方发起的三国副外长北京会谈很不一般。因为：它对中国而言是首次；它既像中俄为中间人在美伊间进行斡旋的开始，但又不像，因为中俄同美国有激烈的战略利用冲突；它既像中俄伊三国讨论如何抱团帮助伊朗抵抗在核问题上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又不像，因为扩大、激化矛盾至少表面上与中国的外交倡议不符。既然如此，可能情况是：中国打算在伊核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俄战略协作，就伊核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和计划，然后抛向美国。还有一种可能是：三国外长并非像报道的那样只讨论伊核问题，而是展开议题广泛的战略磋商，伊核问题只是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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