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5日凌晨，黄浦江晨雾尚未散尽，外白渡桥下的江面漾着微光。入城不到一个月的上海公安干警正忙着清点接收物资，短暂而紧张的和平气息弥漫在码头。不少干部第一次感到：一座超越想象的大都市，远比枪林弹雨的战场更考验人心。
彼时的上海，外滩银行重开，法租界舞厅重张，旧警察、商人、洋行职员混杂其间，各种“糖衣炮弹”毫不客气地向新政府人员砸来。李士英6月初就向干部下过死命令：守纪律如守阵地。然而丹阳动身前那场动员会，仍有人把“口袋”往心里揣。
7月6日的大游行，将百万军民的热情推向顶点。忽然，一辆美制小汽车硬闯队伍，车牌03-6235。挡车的交通警察刚抬手，方向盘那头的美国人咒骂不止，还猛踩油门。新旧警察面面相觑——旧日上海碰到洋人只能忍气吞声，如今到底该怎么处置？
消息很快送到市公安局。李士英没有多余话，只吐出四个字：“先铐起来。”几个小时后，这名自称美国领事馆副领事的欧立夫，被迫在《解放日报》登报公开认错。这一拳，打得洋行里许多人心惊肉跳，也让公安系统第一次领教李士英的硬气。
就在同一周，榆林分局接收队伍中也出了一桩丑事。25岁的军代表欧震，趁搜查国民党潜伏电台之机，看上了台长毕晓辉的妻子朱氏。一块光闪闪的银元，暴露了他私下敲诈、诱奸的事实。
案子是这样浮出水面：欧震把玩银元时被同事老刘撞见。老刘纳闷，供给制的公安干警哪来洋银？疑问层层上报，调查组深夜盯梢，最终在人迹稀少的巷子内，当场抓住欧震与朱氏同居的证据，同时起获成摞现钞和数件首饰。
分局长刘永祥深知案情恶劣，却忐忑不安：“南下干部身份特殊，若全部公开，会不会影响部队形象？”李士英听罢，把茶杯重重搁在桌面：“黄克功流的血没白流，建军铁律就是要靠执行。”他当场批示：彻查背景。
档案一翻，一串刺眼经历冒了出来：国民党员、保安队分队长、青年军士兵、战俘后又混入济南军官学校，最后借口头教育之机潜入我军南下部队。李士英眉头紧锁，“这不是一般犯错，而是蛀虫。”
当晚，他拟出处理意见：“敲诈勒索，诱奸妇女，混入队伍，依法枪决。”文件先送淞沪警备司令部，又递到陈毅案头。陈毅批复干脆利落：“同意枪毙。”1949年8月14日清晨，行刑队在提篮桥外执行了判决。一声枪响掷地有声，从此在警营里传为警钟。
城里议论四起：有人说太过严厉，有人拍手称快。《解放日报》刊出短评，痛斥“官兵五子登科恶习”，指出革命队伍任何一粒老鼠屎都不能留下。滩头茶馆里，旧警察端着搪瓷缸低声嘀咕：“共产党动真格的，可不敢再打那些歪主意。”
欧震案敲响警钟后，市公安局立即展开系统普查。九月份，一纸名单贴在办公楼走廊，四百余名劣迹旧警与不合格干部当即清退。李士英又亲自主持起草《警员十项守则》，从禁止“看白戏”到严禁收受一根香烟，可谓事无巨细。有舞厅老板试图以三十两黄金干股换来延时营业，被治安处负责人一句顶回：“守则摆着，别妄想。”
从1949年5月接管到1950年春节前夕，短短九个月，上海治安案件直线下降，舞厅黄赌黑明显收敛，美英法侨界也承认“如今警察不收烟不喝茶”。这份秩序来之不易，靠的并非空洞说教，而是板上钉钉的制度与敢于亮剑的决心。
多年以后，老干警回忆当年提篮桥枪声时说了一句：“那一下子，大家的心都稳了。”这并非杀伐崇拜，而是对纪律底线的敬畏。上海这座城市终于明白，新的政权不是纸糊的，更不会让任何人突破那道最硬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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